元旦特稿|陈文胜: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国民经济从改革开放到“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再到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农业发展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再到当前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发生了从过去全力解决温饱到今天全面迈向小康的历史转折，突出地表明了中国农业发展已经处于历史的新起点上。而历史的新方位又恰好交汇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的历史节点，只有准确地把握时代更迭、社会变革、文明兴替的历史逻辑，才能正确地认识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明确未来的目标和方向。
西方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人类史上现代化奇迹
所谓现代化，就是以工业化发端的整个社会变革与发展，并走向富裕和强大。中国近代到现代，富民和强国是一条历史发展主线。从康有为上书改革到孙中山辛亥革命，从毛泽东超英赶美到邓小平三步走，无论是向苏联学习，还是向西方学习，无论是马列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是为了实现富民和强国，都是一个追赶现代化的百年诉求。
从洋务运动到民主共和的两次中国现代化进程，被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和全面侵华先后打断。第三次现代化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使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全面推进的历史阶段，尽管由于“大跃进”和“文革”等诸多因素，导致现代化建设严重受挫，但为后来改革开放积累了丰厚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
历史的时空坐标转换。谁也没办法否认的是，从改革开放到今天，实现了13亿多人由贫穷到温饱、再由温饱到基本达到小康水平的历史跨越，可以说是创造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英国用250年的时间完成了现代化，启动了工业革命。美国用150年的时间完成了现代化，启动了工业革命。中国是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人口规模英国没办法比，美国也没办法比，将使多么大规模的人口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作为占世界总人口22%的人口大国，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用两百多年走完的道路，从一个三十多年前人均GDP全球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人均收入只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人均收入三分之一的国家，成为制造业是美国8倍的全球最大世界工厂、全球最大工业生产国和农产品生产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类史上还没有发生过这样壮观的历史事件，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年大变局。
这样一个人类史上的经济发展奇迹，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成为西方现有理论都无法解释的发展之谜。如果能够解读出来，无疑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于是，很多经济学家甚至政治学家都来从各个角度研究。
有人认为，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引爆了中国的工业革命。这个说法比较普遍。而中国大清王朝和民国政府都是市场经济，菲律宾、印度、俄罗斯、东欧和拉美国家，都是市场经济，有些国家经历了一百多年甚至两百多年的市场经济，为什么都没有引爆工业革命？
有人认为是保护私有财产的产权制度。中国在改革后确实在不断强化对个人财产的法律保护，但在清代就对产权实行严格的保护，对产权的界定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没有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在民国政府的时候，财产保护与私有化也是很地道的，没有引爆工业革命。还有菲律宾、印度、拉美国家都是私有化很彻底的，为什么没有引爆工业革命？
有人认为是人口红利。中国具有人口大国的优势，但印度有人口规模、孟加拉有人口规模、巴西有人口规模、非洲有人口规模，为什么没有崛起？
有人认为是民主之路。中国的基层民主和社会言论自由看来也是民主制度的一个体现，就可以从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下来探讨了。但很多实现民主的国家，如俄罗斯、乌克兰、菲律宾，特别是中东国家，为什么没有实现工业革命？
有人认为，主要是得益于建国后实行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发展模式。这一时期确实取得了不少成就，最突出的是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但效益低下，最终没有引爆工业革命。特别是像实行这种发展模式的苏联和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全部崩溃了，苏联的工业发展水平要远高于中国，是唯一能够与美国和西方抗衡的强国，最后都解体了。中国也不得不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奇迹。说明这一条路也是走不通的歧路，没办法解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西方曾经有不少人断言中国会崩溃，而且这些中国崩溃论一直长盛不衰。因为只有那么少——不到世界7%的耕地，却要养活那么多——占世界22%的人口，还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两难选择。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生育，也可能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如果所有的国力、资源都集中在农业发展上，就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就是贫穷的、落后的。如果牺牲农业成就工业和城市，就会陷入拉美化的陷阱，步苏联的后尘，社会矛盾的最终爆发无疑就会给政权带来灭顶之灾。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被他们预言对了，可为什么中国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原外交部长李肇星曾经在飞机上当面请教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那么强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解体了？主要原因是什么？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我们那里没有邓小平。
难道只有合作化的集体劳动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点？而个体生产就是自私自利？体现社会主义的优点，是发展模式还是人民的生活改善、国家的富裕强大？邓小平推进的改革之所以从农村开始，我觉得并非基于什么理论前提，因为无论什么主义，都要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全中国人需要吃饱肚子，需要免于饥饿，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所以，推进农村改革不仅仅只是为了追赶现代化、实现现代化，而是为了首先解决温饱问题、解决贫穷问题。所以，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常识性判断。1978年有２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人均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303公斤到1978年的316.6公斤，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不断下降。在中国的一个很长时期内，农民是人口的主体，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状况如何，决定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状况。“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人口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可以说，邓小平这些判断都是常识性判断，但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盛行的年代，做出这样的判断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勇气。
上世纪70年代前，“告别饥饿”“告别短缺”成为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奋斗目标，对饥饿的恐惧是这一代人最难以忘记的集体记忆。根据历史资料，时任“乞丐大省”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民过年连一顿饺子都吃不上”，“农民碗里盛的是地瓜面和红萝卜樱子混煮面成的黑糊糊的，霉烂的地瓜面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全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民以食为天，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开始怀疑“集体化”的合理性。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第一个吃螃蟹者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现在有些人质问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为什么没有富起来，但谁能否认，就是小岗村的农民为生存而在“大包干”字据上按下的红手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成为中国农民从此告别饥饿历史的宣言书。全球人口大国如果不解决吃饭的问题，所有的改革、所有的主义都无从谈起。
改革让中国最贫穷的农民、最落后的农村最先发展起来。首先富起来的群体万元户，作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都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前不久有媒体报道，当时的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225万元。能够让农民获得如此大的改革红利，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是前所未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我1992年参加工作就在乡政府，当时农民稻谷卖到83块钱一百斤。那时的物价水平83块钱一百斤是个什么样的价格？还有什么比市场价格更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效益？
由于在食品短缺时代推进改革，那时候农民种什么都能够在市场上卖出，农村经济极度繁荣，所以农民最怀念刚刚改革开放的时期，彭丽媛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流行曲歌唱着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的时代旋律。只要有劳动能力和愿意付出劳动的农民，就可以衣食无忧地生活。那时的农村改革，激发了农村前所未有的活力，不仅使中国以7%的土地养活了约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成功地解决了全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而且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提前达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历史奇迹。
从世界工业革命的历史来看，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都是基于乡村商品经济发展和农产品市场化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前，是用国家力量推进乡村经济繁荣，用军队拓展海外市场，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纺织品产业和遍布全球的纺织品市场，从而引爆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辟和创造了国内外统一大市场。在政府财政主导下的煤炭、蒸汽机、铁路技术变革，在1900年左右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1928年实现普选。
美国也同样是从推进乡村商品经济发展和农产品市场化开始的。以英国为主的欧洲移民，把英国的农村商品化生产、手工业技术带到了美国，首先是纺织业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820年左右到第二次工业革命高潮之后的1920年，美国农村人口仍然有50%的比例，才开始具备经济与技术条件推进农业机械化，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几十年之后的1965年实现了普选。
这说明了什么？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中国，都是繁荣乡村经济启动工业化和城镇化，才具备了民主的条件和资格，才具备了农业现代化的条件和资格，也就是具备了对传统农业进行历史性变革的条件和资格。而且“四化”都不是同步发展的，尤其是传统农业的革命性变革都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实现的，因为没有工业革命的物质条件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装备来武装农业。
核心秘诀：集中两种所有制优势的制度创新
中国发展奇迹的秘诀是什么？曹锦清教授在与我对话中的两个观点可以作为独特的原因。一是中国农民所独具的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三业合一”的乡村经济。基本上每个家庭都是手工企业，形成独特的经济社会形态，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农民这样能够对市场做出灵敏迅速的反应，使得中国人天生就具备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适应能力，能够快速地适应工业社会的时间节奏和劳动节奏。因此，30多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首先是农民的成功。二是改革开放后在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语言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普通话作为统一的语言，说着无法统计的不同地方方言的14亿人中有12亿人口的汉语在接近统一，使因语言、宗教的不同而产生的摩擦不断减少，形成了都说普通话的14亿人口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大一统，这无疑是世界历史最伟大的事件，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我们可以进行比较分析，欧盟大市场有27个成员国、5亿多人口却使用30多种语言，不同的国家和不同语言引起的冲突，就自然难以与中国这样的统一大市场相比。不仅是欧盟，世界再也无法形成中国这样一个政府、一种语言的大市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应对国际市场竞争和历次世界经济危机中能够稳如泰山的根本原因。不仅是力量，可以与任何世界经济体的大市场相抗衡；而且是机会，可以为愿意与中国合作的国家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当年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要坚船利炮去开拓市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特大市场就是支撑工业革命的战略实力与内生动力。尤其是在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时代，统一的语言对区域发展的一体化、城乡发展的一体化发挥着加速器的作用。
中国发展奇迹的秘诀，最核心的就是制度创新。总设计师邓小平推进的中国改革，实质上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个人所有为有机构成，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市场机制对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既有公有的、集体所有的，还有个人所有的、股份的、合作的等多种形式，决定着资源要素有机构成的多元性，决定着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合作的混合经济，从而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既发挥了公有制为主体对发展方向的掌控作用和对市场经济的稳定作用，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压舱石；又激发了个人、股份、合作等多种所有的共同合作和发展活力，极大地调动了全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成为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点火石。
由于既经历了公有制的探索，又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的发展历程，在改革的进程中改革公有制而没有像苏联那样全面否定公有制，学习西方的制度而没有像苏联那样全面照搬西方的制度，从而发挥了公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的优势，又避免了各自的局限，在对立统一中实现了对人类史上两种所有制的超越。这不是对两种所有制的重复和混合，而是集中了这两种所有制的优势，成为前所未有的一种崭新制度，无疑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
当前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也发展了公有成分的混合所有制，如股份制，可以说，混合所有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按照马克思理论，生产力的社会本性要求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必须适应生产资料的社会本性，劳动者个人的社会联合所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和客观规律，从而使单个的劳动者同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同生产资料发生关系，每个个人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总所有者。我的理解是，这种混合所有制实质上就是“个人的社会联合所有”“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资本主义股份制是对于传统私有制的一种“消极扬弃”，而劳动者联合体则是对于私有制的一种“积极的扬弃”。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混合所有制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的构成，是一种被动地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消极扬弃”，而中国改革后的混合所有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的构成，是一种主动地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积极的扬弃”。
回顾中国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也不是纯粹的私有制，不仅有私田，也有公田（包括宗族的公田），而且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国家，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私有制跟西方的私有制有明显的差别。
现在很多人都把南街村、华西村等几个村树立为集体化道路的标本，我觉得，首先不要贴上一个什么符号。南街村、华西村等村的发展模式，毫无疑问必须置放于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外，不过是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洪流中的几朵小小浪花。我们可以冷静地分析，南街村、华西村吸收了那么多的外来劳动力和资金、技术等要素，南街村的村民只有3000多个，却有2万个打工的外来劳动力以及资本。华西村也是这样。有很多集体成员外的资本参与经营和分配，这就不是纯粹的集体所有制的经营形式和分配形式，而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共同合作、按要素分配的混合经济形式，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市场集体经济（习近平2014年9月29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提出，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新机制）。
中国改革开放作为人类史上最壮丽的实践，对全球人口大国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最伟大的创新，实际上是对洋务运动时代以来积弱积贫时代“中国为什么不行”这个一百多年来发问的颠覆。因为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诉求中，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无论是赶美超英还是三步走战略，都是在“中国为什么不行”的发问中面向西方。今天的中国，已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迫切需要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这样新的时代发问讲好中国故事。而我们的理论没有聆听好时代的声音，回应好时代的实践。不仅未能讲好属于这个时代史诗般的中国故事，而且在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之前，还在用过去的历史时钟对表今天的中国改革实践，要求现实中纷繁复杂的实践去回应那些一成不变的本本和“金科玉律”的教条。不是要求用实践去验证理论，反而要求理论去验证实践，这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吗？
改革前30年对公有制的不断探索，前所未有地加快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特别是大幅提高了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的合作能力，为个人所有的社会联合、多种所有的共同合作奠定了社会基础，为改革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的有机构成奠定了经济基础，特别是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高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成为有为的“有形之手”，有力地保障了改革开放后市场有效的“无形之手”。毫无疑问，后30年是前30年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对前30年的继承和发展。曹锦清的观点，改革就是不打破旧瓶，用旧瓶装了新酒。凡是打破旧瓶的国家，如苏联改革把旧瓶打破，新瓶装新酒，引发的社会裂变和政治动荡都呈现在世人眼前，作为人类史上最为瞩目的兴衰悲歌，与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人类史上最壮观的事件相对应。
当前对改革的争论很多，由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并非改革开放造成的，而恰恰是因为改革开放需要得到进一步深化，在社会上却成为一些人由此否定改革开放的理由，成为要重走一大二公老路的理由。尽管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经典名言，而属于司马光首创的“祖宗之法不可变”，成为中国历代反对改革的一个极具杀伤力的“理论武器”。因为在宗法的古代社会，对祖宗不敬是大逆不道。重走一大二公老路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被宪法赋予了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无疑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实际上，这是对开放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教条化、本本化。
回顾党的历史就会看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正是由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内曾长期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国革命因此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强调首先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又坚决反对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才走出了一条中国改革开放的好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
改革的历史逻辑就是，旧瓶放新酒就是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也就是与时俱进。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没有一成不变的概念，中国正处于千年大变局时代，不适应时代的变化，个人就会被时代所淘汰，国家和民族就将失去千年难得的机遇。《谁动了我的奶酪》一书就提出一个观点，“改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没有一个墨守成规的国家是强盛的。拘泥于旧事，满足于现状，就永远不会创新，不会有所进步。”变则通，通则达。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运动，变化和运动的变革，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向前发展的动力。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速、多变和危机的时代，就要把跑鞋挂在脖子上，时刻准备穿上它，在千变万化的世界里奔跑追寻。如果不变革，就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
改革开放前后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
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贯穿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始终。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围绕城市与农村进行了多次工作重心转移，不仅对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城市与农村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第二次是1949年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要推动中国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确立的大政方针是以赶美超英为目标，以发展重工业为战略，毫无疑问，工业发展亟需的积累就必然是来自农业、农村、农民了。
在农村经历了1950年的土地改革后，国家把粮食增长作为长期政治目标。如何实现粮食的大幅度增长、农业积累的大幅度提高？希望通过合作化来形成新的分工，以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粮食能够增长几倍、十几倍，让农民可以多吃一点，让国家可以多拿一点，从而在1956年推行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8年推行人民公社等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但通过合作化大量增长粮食产量这个希望基本落空了，温饱问题长期不能解决，还导致一定范围的饥荒悲剧发生。
全国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免除了中国农民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地租，而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在1953年7月1日到1954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计划收购粮食709亿斤，实际粮食收购784.5亿斤，超过计划75.5亿斤，比上年度增加177.9亿斤。1954年至1955年的粮食年度内，国家粮食收购891亿斤，比上年度增加106亿斤。在1952年粮食总产是3278亿斤，即便全部由乡村人口消费，也不过是人均651斤的低消费水平。而站在国家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立场，采取统购统销政策，使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能够从农村获得足够数量的粮食和农业积累。在统购统销实行的几十年间，对农产品实行价格“剪刀差”来补贴城市和工业。尽管在1979年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但政府卖给城镇居民的价格低于收购价，差额却由国家财政给予补贴。1991年的粮食价格补贴就高达400多亿元，其中平均每个市民补贴130－150元，可以买到100公斤大米(杨继绳：《邓小平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398页)。
因此，中国的城乡矛盾由来已久，既有历史因素的累积,又是现实因素使然。自洋务运动到建国以前，城乡二元结构的雏形就已形成；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经济，使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固化；到改革开放以后，汲取农业剩余来搞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这个过程一直没有结束。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贡献是为后来的工业化提供了前期积累，城乡最穷困的居民阶层能够得到最低水平的救济。由于重工业的畸形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导致城乡差距拉大，虽然有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但广大农民生活福利改善很小，却承担了难以承受的负担。特别是实行城乡分治，全面建立了城乡之间的两种不同户籍制度、资源配置制度和城市领导农村、工业支配农业的二元结构体制，城乡要素封闭独立运行，形成了从农村、农业提取剩余来满足工业化、城镇化的制度安排，不仅要以农养政府，还要以农补工业、以农补城市，使农村、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农村率先改革引发和推动中国当代改革开放进程无疑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第三次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于首先推进的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可以认为，全党工作的重心是从城市转向农村。从1982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连续下发了五个三农一号文件：1982年一号文件正式承认包产到户合法性，1983年一号文件主要是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一号文件主要是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一号文件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和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一号文件主要是增加农业投入和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从1978年到1998年，是整个中国农村经济繁荣的时期。到l984年基本上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成了农村改革第一步。从l985年开始，重点是发展农村的商品经济，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推进农村改革第二步。从此，农业生产不断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从专业户蓬勃而出，到“洗脚上田”办企业，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由单一公有制经济向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转变，个体及其他经济比重明显上升，特别是乡镇企业成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根据国家统计局1999年发布的《新中国50年系列分析报告》，l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到1998年乡镇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7.9%，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4%，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46.3%，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1.25亿多个就业岗位，建制镇发展到1.9万个、容纳了1.5亿农村居民定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打破了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农村、农业、农民三位一体的农村自然经济和农业社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不同程度上弱化了城乡二元结构，极大地缓解了城乡矛盾，快速地缩小城乡差距，大幅度地提高了农民收入，使8亿农民成为这个时期最大的受益者。
第四次工作重心转移是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基于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迫切需要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战略突破，标志着改革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中国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即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也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全面推进阶段。随着以出口为导向、规模化和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消费品工商业快速发展，到1995年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到1998年左右中国终于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此之后，电力网、公路网、铁路网、通讯、能源等建设快速推进，政府的机构和职能不断扩张，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启动了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就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即使是农村的生活能源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电气替代了柴火和煤炭，生态环境逐步得到修复。
从1998年到2003年，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发展最艰难的时期。从1987年到2003年连续17年中央没有发布三农一号文件，这是由于农村改革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社会上普遍认为农村的问题已经解决，特别是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发展战略重心需要农业和农村让位于工业和城市，是中国改革的重心全面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的阶段，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推进和快速发展的阶段，更是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和快速发展的阶段。农业作为薄利产业，而且是传统产业，必然的结果就是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逐渐下降，非农产业的高附加值和增长的快速性，使农业和农村无力抗衡工业和城市对资源要素的市场竞争。与此同时，尽管国家财政收入在不断快速攀升，但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都在县城以上，优先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农村、农业不仅没有什么投入，还要被征收各种名义的税费。
到1995年前后农业、农村、农民就开始出现了问题，到1998年问题日益严重，主要表现在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农村社会矛盾急剧上升、农业生产严重下降。农民抗税抗粮、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特大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出现，成为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和主要问题。从1998年到2003年粮食产量连续五年大幅下降，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减少，农村前所未有地出现大量的抛耕现象。李昌平在2000年3月上书国务院领导，提出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那个时代的普遍社会共识，成为后来所谓的“三农”问题。
第五次工作重心转移是2002年11月召开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开启了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性转轨。全社会终于意识到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头等大事。特别是对拉美化陷阱和改革前的中国工业化探索展开了广泛讨论，认识到导致这两种工业化道路困境的根本原因就是牺牲农村和农业成就城市和工业，尽管能够带来短暂的繁荣，但最终难以持续。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之首，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新途径。2004年一号文件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推出一系列惠农政策，首次对农村、农业、农民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是自此以后所有一号文件中含金量最高、政策效应最好、措施执行最有力的一个，中国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关系进入历史的拐点。
进一步推进城乡关系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变革，是2004年9月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大历史论断。这个关于城乡关系的重大判断认为，“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提出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两步走的战略步骤，把农业发展放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格局中，把农村发展放到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大格局中，把农民增收放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大格局中，是对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必然要求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从战略的高度提出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是新时期破解城乡二元难题的根本途径。
200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又进一步提出中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必须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从2004年起到2006年为止，全国各省先后在两年内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终结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从而破解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未能解决的最大三农问题——农业税赋问题，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这是中国城乡关系的一个历史性变动，其中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宣告自洋务运动以来的以农养政、以农补工、以乡补城的历史正式终结，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完全不需要农业的积累了。其中的重大意义之二就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工业和城市的积累不断扩大，标志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财政补贴农民的新时期。
把城乡关系推向前所未有的历史新方位，是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在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在2020年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特别是在“十二五”规划中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列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村改革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把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任务，把“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作为根本措施。在这一阶段，城乡一体化是从公共财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来推进的。
十六大以来，为确保“三农”工作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连续下发“三农”一号文件，突出以农村繁荣、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为主线，以缩小城乡差距为重点，围绕着“三农”问题出台了农业税免征、粮食保护收购价、粮食补贴、农机补贴，医保、低保、九年免费义务教育、乡村公路建设、农电改造、危房改造、农村信息化等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断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投入，其中2008年就达6000亿元，年增38％，给农民带来“真金白银”的实惠，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最快、农民得实惠最多的时期。而且国民经济从2004年到2007年连续四年以10.0％以上的速度增长，实现了国民经济和农业发展双赢的局面。2007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基本上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随着计算机的诞生，2000年左右开始在中国不断普及，带来了互联网与数字化技术的高速发展，到2011年互联网用户就已突破5亿，互联网普及率接近40%，推动了中国以计算机技术和微电子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在这一时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加快，中国进入了城乡加快融合阶段。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导致城乡资源流动不顺畅和流向不合理、城乡生产要素交换不平等、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镇、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其中强征强拆成为“城市支持农村”中非常突出的问题之一，造成十分尖锐的城乡矛盾。由于农村土地变成资产，成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财富的源泉。在土地增值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实行计划体制和运用行政手段向农民征取土地，另一方面是实行市场体制和运用价值手段开发土地，这样的双轨制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和快速发展的房地产，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最重要的稀缺资源就是土地，核心是增值的分配，而政府主导的双轨制造成大部分土地增值流向政府、工业和城市，其实质仍然是以农养政、以农补工、以乡补城，只是从征收农业赋税到占有农村土地增值的转变。根据有关统计数据，2011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2％，农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的扶贫对象高达12238万人。因此，有学者认为，从中国城乡发展来看，西方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得到验证，即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刘易斯拐点出现，中国城乡差距仍保持较高水平。
另一个是在“工业反哺农业”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民进城打工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由于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城乡割裂的进程，农民工不是以公民属性的劳动权方式而是以商品属性的劳动力方式进入到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损害了公民法定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统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获得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国民待遇，与城镇劳动者存在着社保、医保、收入、教育、就业等公共资源配置上的“剪刀差”，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不平等关系以新的形式的出现。到2011年，有1亿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由于户籍限制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难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不能真正融入城市，长期游离在城乡之间，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护。
第六次工作重心转移是2013年11月召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广大的农村地区作为扶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明确提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以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为着力点，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从而在制度上、政策上纠正了一些过去城市化的偏差，提出了新的思路，深刻地阐述了人的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和农民的市民化成为城镇化的核心。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用“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全新判断来突出农业、农村、农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中心地位，把农业能不能实现现代化、农村和农民能不能实现小康作为评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准，把农村、农民脱贫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过程中，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问题。这为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确定了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因此，城乡一体化进入了由重点突破到全面推进阶段，开始了中国现代化向更高形态发展的城乡关系演进。按照马晓河等学者的观点，城乡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资源要素能在城乡间双向流动，人口能自由迁徙，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完全消除，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高收入国家的中等水平。
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取决于制度底线的刻度。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加快，2016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7.4%，以城镇为主的人口分布格局已经形成。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3%，更为可贵的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高于城镇居民。从2013年到2016年农村脱贫累计5564万人，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2016年全国农村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158万户；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52元，比上年实际增长8.4%，增速比全部农村居民收入快2.2个百分点。由于新一轮农村改革直面焦点、难点问题，从城乡养老并轨、社会救助并轨到基本医疗保险并轨，从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并轨到户籍并轨；特别是从十五大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六大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十七大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大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断推进了土地制度、公共服务这两个最基本制度的变革：征地制度并轨到城乡要素市场配置机制并轨，工与农、城与乡的界限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冰点正在消融、难点开始破题、底线加紧筑牢。
最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的发布，标志着中国正全速开启通往“互联网＋”时代的大门。就在2011年，谁能想象到今天席卷中国零售和银行业的变革，短短几年间一跃进入了在线购物和拥有智能手机成为常态的世界。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其中农村地区普及率达到33.1%，互联网上网人数7.3亿人。2016年中国电商销售额是全球电商销售总额的一半，超过4.1亿中国人定期使用电子支付方式，其中近90%的人是通过移动设备实现电子支付的。随着互联网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渗透，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快速地被改变，特别是革命性地改变了区域、城乡的空间距离，导致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发生历史性的变革，使一些传统行业直接跳上高科技快车道，无疑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能。可以认为，在2016年前后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作为全球互联网发展的主场，中国无疑将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跑者。
城乡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关系之一，马克思在对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及未来历史变迁中的城乡关系阐述中,强调“城乡融合”“促进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是社会革命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中国的城乡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前的对立、改革后的二元分离与协调发展三个阶段，迫切需要向融合发展的方向推进。而当前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也是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阶段、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跨越窗口期的三大历史交汇点，必须在历史的逻辑中准确把握城乡发展的大趋势，以新型城乡关系推进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节选自作者于2017年5月25日在四川大学商学院所作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讲座的录音整理文本，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文刊发于《中国乡村发现》2017年5期，原题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逻辑》